杏花村


	“杏花村”地望之争辨析
	--郎永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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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杏花村” 地望之争辨析

提要：本文围绕杏花村归属何地展开考证，否定了杏花村“山西汾阳说”、“江苏南京说”和“湖北麻城说”，认定杏花村归属安徽池州，即“安徽贵池说”。
关键词：杏花村　归属　辨析　　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首由晚唐诗人杜牧（803-852年）所作的《清明》诗，堪称一绝。杏花村也因此声誉鹊起。
据悉全国有十多处杏花村，遍及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山西等八省。仅以安徽来说，历史上曾有四处杏花村。究竟谁是杜牧《清明》诗指杏花村呢？地望之争古皆有之。时至现代，纷争又起。自1957年起，山西汾阳通过各种媒体，广泛宣传杏花村汾阳说，后相继出现杏花村安徽贵池说、江苏南京说和湖北麻城说，各执一词，重开了《清明》诗吟杏花村归属何地之争。
杏花村地望之争属历史地理学、方志学和文学等社会科学范畴。亚里斯多德曾说过：“科学具有可证明的品质。”(1)因此，对历史文化的阐释、开掘与发挥应科学有度，不能随意诠释，更不能穿凿附会。但杜牧毕竟是1150年前的古人，那就只好通过查阅古籍、文献和古代各级方志来加以考证了。胡乔木曾说过：“地方志的价值，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。”(2)因为“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”，它翔实地记载了各地的人文历史、政治经济、疆域沿革、气候物候、名胜古迹和艺文杂记等各种乡土资料，参阅各级方志可以“补史之缺，参史之不足”。据我国方志目录介绍，上述四地均有明、清间的多种版本的《通志》、《府志》和《县志》，如果再参阅一些古籍文献，上述四地“杏花村”地望之争是可以考证清楚的。

一

    1978年底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刘集贤、文景明合著的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一书，是部山西汾酒史话。据该书介绍，汾酒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。1916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汾酒荣获一等优胜金质奖章。从此，汾酒香飘万里，誉满全球。如果从北齐成帝高湛（561-565年）时的“汾清”算起，到晚唐杜牧作《清明》诗，在时间上相距300年左右，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。但该书硬要把“汾酒”和杜牧《清明》诗指的杏花村联系起来。该书中列有《从“牧童遥指”说起》和《〈清明〉诗说》等二节，从历史、地理、文学和自然气候等方面作出推断：“杜牧《清明》诗所吟咏的，就是我国著名的汾酒产地———山西汾阳杏花村。”(3)
确认杜牧《清明》诗吟杏花村在山西汾阳，必须具备三个前提。即：杜牧必须到过汾阳；汾阳必须有杏花村；汾阳必须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。该书曾7处引用古《山西通志》和16处引用清乾隆、光绪年间的两部《汾阳县志》上的材料来证实、说明相关问题。应当说，明代成化年间由胡谧编修的“《山西通志》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翔实，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”。(4)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、方志史上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编纂的《汾阳县志》，重于考据，义例精严、文辞雅驯。这两部志书均受方志学界的称赞。如果前述三个必备前提确实存在，这两部志书上一定有记载的。而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书中所引志书中的材料，均回避了上述三个必备前提，可见杜牧没有涉足山西、春游汾阳杏花村，没有在此作《清明》诗。
    汾阳到底有无杏花村？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书中没有明确的回答，且说法不一。一说，“不知什么时候，山洪暴发，直下杏花村，千万株杏树被冲毁了……从此杏花村里无杏花。”(5)二说，“申明亭，就是今天吕梁地区汾阳县城东北30里的杏花村。古代民谣唱的‘汾州府，汾阳城，离城三十杏花村’。”(6)三说，“故事说：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，杏花村绿柳千丛，红杏万株，远近的人们都称它叫‘杏花坞’。”(7)四说，“汾阳县城东北三十五里有永安镇……旧称郭栅镇，离杏花村东堡仅二里，实际上就是杏花村。”(8)五说，清代的多种版本《汾阳县志》有“尽善村，离城三十里”、“离城二十五里曰尽善村”。解放以后比较早期出版的《山西地图》上，也大多标名“尽善村”。据说，这是李闯王“倚马立书，尽善尽美”后，杏花村更名“尽善村”。(9)针对上述种种说法，笔者翻阅清乾隆《汾阳县志》，在“疆域”卷中查无杏花村。在地图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《中国分省地图》中的“山西省”图上，在汾阳东北只有冀村和罗城，既无杏花村，也没有尽善村。该地图在封底注明，此图是“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（笔者注：即1935年上海《申报》刊本8开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）绘制的”；“国内行政区划资料截止期1957年3月”。据此，可以肯定地认为：1957年7月以前，在地图上没有山西汾阳杏花村。在古代的山西各级方志上也查无汾阳县有杏花村的文字记载，至于“尽善村”何时更名为“杏花村”，该书也未作说明。
    汾阳是否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？回答是否定的。对地处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省来说，无论是近现代，还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都改变不了高原的地理现实。即，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000米左右，东部和南部又为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环绕，太行山脉耸峙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，阻隔了东南方向海洋暖湿气流进入太行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，因此与华北同纬度各地相比更为干寒。山西“年平均降水量从北往南由330毫米增至600毫米……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%以上，多暴雨。春季降水较少，常形成春旱”。(10)新编《山西通志》九卷六页上统计称：山西“平均每10年约有6-9年发生春旱”。汾阳在桑干河、芦芽山、湫水河一线以南，汾河下游盆地以北的汾河中游，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，年均降水“只有467毫米”。(11)“气候暖迟而早寒”，“清明时节草不青”。(12)而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书中却认为，“杜牧《清明》诗所写景物，完全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”。并例举唐韦应物《送汾城王主簿》诗和两首明人诗作，以及1960年谢觉哉老人参观汾酒厂的题诗，说明“清明前后，汾阳地区依然不乏‘雨纷纷’”。从《送汾城王主簿》诗的内容看，汾城并不是汾阳。汾城地处汾河下游盆地，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；而汾阳地处汾城以北的汾河中游地区，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。该诗所云“禁钟春雨细，宫树野烟和”，描述的是京城长安皇城内的气候、物候，并不是写汾城春景，更不能说明汾阳“春雨细”、“野烟和”。至于谢觉哉的《一九六○年五月五日游杏花村国营汾酒厂竟日雨中题》诗中的“莺飞草长春已暮，我来仍是雨纷纷”，也是不能证明汾阳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。因为谢老题诗是在1960年5月5日，正是农历庚子年四月初十，时值“立夏”，正好距清明节一个月。这只能说明汾阳“立夏时节雨纷纷”。
杜牧是否涉足山西、到过汾阳，这是确认杜牧《清明》诗吟杏花村的关键所在。尽管该书也承认“解放前后的许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物都谈到，除了杜牧之外，我国古代许多大诗人、大文学家如李白、杜甫、宋延清、顾炎武、傅山等人，都到过汾阳，喝过杏花村汾酒”。(13)但是，该书又认为“杜著《樊川文集·别集》中，有一首《并州道中》，就是他到过山西的明证”。并说“杜牧在《并州道中》，完全可以翻译为‘在汾阳的路上’。这就非常清楚，杜牧不仅到过山西，而且可以说到过汾阳———至少是到过离汾阳很近的地方”。(14)两位作者又在1982年9月12日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杏花“汾阳说”辨》一文，说杜牧的“并州之游，是以一个普通旅客身份出现的，因而在并州道中‘行役苦吟’，思醉遣乏，遇雨而寻酒家，而有诗作，是情顺理合的”。
    唐诗多出于宋以后文人收辑，常有一诗互见两集的，或彼作误此者有之，或律去首尾者有之。杜牧《樊川文集》二十卷，是杜牧生前嘱托其外甥裴延翰编辑并作序的，当属可信。但《樊川别集》则是北宋田槩所辑，连同后人收辑的《外集》，因别择不严，混入了李白、张籍、赵嘏、李商隐等人之作，甚至有无名氏之作，或他人赠杜牧之作，可信度较差。据编纂杜牧年谱、《杜牧传》的缪钺教授考证：“我以前作杜牧年谱，考证杜牧生平事迹，每年行踪，历久可考，他未到过并州和边塞”。“别集中如《边上春秋》、《青冢》、《边上胡笳三首》、《并州道中》诸诗，也都可疑……可能是他人作品混入者。”(15)杜牧一生著述颇多，从未言及到过山西。从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，以及古《山西通志》、《汾州府志》、《汾阳县志》中，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。在清乾隆《汾阳县志》的“艺文”卷中，共收有9位唐代诗人的12首诗作，但名无杜牧、诗无《清明》和《并州道中》。从《并州道中》诗的内容看，既然是“戍楼春带雪，边角暮吹云”，怎么能说杜牧“在并州道中‘行役苦吟’，思醉遣乏，遇雨而寻酒家”呢？既然是“极目无人迹”，哪里有“路上行人”，又在哪里寻到牧童，问酒杏花村呢？
    综合上述“天、地、人”等三个方面的辨析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杜牧涉足山西、到过汾阳杏花村并作《清明》诗。而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一书硬把杜牧《清明》诗吟杏花村说成是汾阳杏花村，实属穿凿附会。因此说，“杏花村汾阳说”是不能成立的。

二

    1989年4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由陈济民主编主撰的《金陵掌故》一书，其中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文中指出：由于《清明》诗作者杜牧“没有在诗中留下注脚和暗示，以致各地对杏花村引起纷争。已出现的有安徽贵池说、山西汾阳说、湖北麻城说，殊不知杜牧所吟的杏花村原是在南京”。(16)其主要理由：一是有历史文献佐证。宋代乐史（930-1007）《太平寰宇记》在升州江宁条下记载：“杏花村在县理西，相传杜牧之沽酒处。”清嘉庆年间《金陵历代名胜志》、清陈作霖《风麓小志》和民国年间《首都志》等，均有南京杏花村“谓杜牧之沾酒处，信然”说。二是《清明》诗为唐大和七年（833）春夏间，31岁的杜牧由宣州赴扬州任上，往来于大江南北，“予过金陵”时所作。上述理由，事出有因，论据有错。
    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《江宁县志》、清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《新修江宁府志》和同治年间续辑的《江宁府志》（光绪辛已年即1881年修成）等三种志书上均记有杏花村。其中明正德《江宁县志》“卷之六”中记有：“杏花村在京城西南隅与风凰台相近，村中人家多植杏村，间竹成林。成化年间（1465-1487）成国庄简公时，司留钥因视城经此，爱之。赏值杏花开，命驾一赏。是后游者每春群集，遂成故事。”在清嘉庆《新修江宁府志》卷之八中“古迹”记有：“杏花村在城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。皆是明代士大夫园亭多在此。寰宇记谓即杜牧沾酒处。陋甚。”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刻本《上元县志》和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刻本《上江两县志》均查无“杏花村”。但是《上元县志》卷二十四中，收有杜牧《泊秦淮》、《江南怀古》和《杜秋娘》等三首诗。其中个别志书，因审核不严，记载有错，误传后人。
    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文中所提《太平寰宇记》在升州江宁条下记有，“杏花村在县理西，相传杜牧之沽酒处”，源于《新修江宁府志》上“寰宇记谓即杜牧沽酒处”的错误记述。笔者查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史部二二七、地理类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在该书卷九十中江南东道二的升州和江宁、上元条下，只收有杜牧《泊秦淮》诗一首，均无“杏花村”和“杜牧沽酒处”的记载。所以说，关于南京杏花村“谓杜牧之沽酒处，信然”说，实属误传而不可信。
    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肯定杜牧《清明》诗“是大和七年（833）春，三十一岁的杜牧由宣州赴扬州任上，往来于江南江北，‘予过金陵’”时所作。这一论断是受清《上元县志》的误导所致。因为该志误将杜牧《杜秋娘》诗收人“艺文”，亦即认定该诗是杜牧过南京时所作。据缪钺《杜牧年谱》考证：“杜牧三十一岁，在宣州幕中。春奉沈传师命至扬州聘淮南节度使牛僧儒，往来于润州（江苏镇江市）。四月，沈传师内召为史部侍郎。杜牧应牛僧儒之辟，赴扬州，为淮南节度推官、监察御史里行，转掌书记。”其间往来均从“京口”（即润州丹徒县，今镇江市）过。杜牧在润州，闻杜秋娘流落事，作《杜秋娘》诗。诗序指出，“杜秋，金陵女也”。又曰：“予过金陵，感其穷且老，为之赋诗。”诗中还有“我昨金陵过”句。而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文中所言“予过金陵”，即引自此诗。清冯集梧在《樊川诗集注》中注曰：“至大《金陵志》：唐润州，亦曰金陵。”“杜牧有金陵女秋娘诗，白居易有赐金陵将士敕书，皆京口事也”。(17)因此说，该文谓“予过金陵”，不是过南京，而是过今镇江市。而杜牧在《江南怀古》诗中的“戊辰年向金陵过”，这是在唐宣宗大中二年（848）九月初，杜牧由睦州赴京城长安就任新职，路过南京时所写下的。此“金陵”为今南京市。因而说杜牧《清明》诗为杜牧在大和七年（833）春夏间游南京时所作，是对“金陵”和“南京”的历史沿革不清所致。
    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文中还例举清嘉庆年间陈文述在其编纂的《金陵历代名胜志》中的“江南春雨梦无垠，沽酒旗亭白下门，一自樊川题句后，至今人说杏花村”诗一首，说明杜牧问酒南京杏花村。笔者翻阅前述的五部古南京方志，只见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《江宁县志》上有倪公谦《游杏花村》长诗一首，内容未提及杜牧春游此杏花村。其实早于嘉庆百余年的康熙年间，江宁籍诗人游过贵池杏花村后，早已更改自己的看法。贵池郎遂编撰的《杏花村志》卷十二中“杂记”六页上记有：“吴园次太守（1619-1694年）《金陵萧瑟词》有《杏花村》一调。初疑杜牧问酒处在白下，及癸亥（1683）游池州，考据郡乘，访寻旧迹，因赋诗正之。有曰：“小杜曾经刺池州，佳名应自为贤候。”在卷十二中“杂记”一页上记有：“或疑杜牧所游杏花村在金陵，诗人张南村寓此，因询之。张曰：余金陵杏花村在江宁县治西，逼近城隅。第好事者，仿古种杏，因以名之耳。”张访贵池杏花村后，留诗九首。有诗云：“清明忆昔杏花村，杜牧当年迹尚存。”“金陵亦有杏花村，恨少诗传似秋浦。”“上苑（上元谐音）莺啼千万树，谁能及此杏花村。”江宁是清江南省治所所在地，在《江南通志》中未见有江宁县治西杏花村的记载，但在该志卷三十四中，却记有池州“府秀山门外里许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得名”。
    南京杏花村兴于明成化年间，到清嘉庆年间杏花村已“陋甚”矣。在《清代金陵四十八景图》（系水墨山水画影印件，每图缩至四寸黑白照片）中，有《杏花村沽酒》国画一幅。画上题有“杏村沽酒，在江宁县治西，与凤凰台接壤。旧有古杏林立，游人鳞集。后渐折为薪，过者惜之”。因而清诗人王耆在《题杏花村》诗中叹曰：“金陵杏花村，居人亦不知。游客问遗迹，老树无孑遗。”(18)近查南京市人民政府1984年9月颁发的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委员会编制的《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》，在南京市“文物古迹”和“名胜游览地”的名单里，均未列“杏花村”。在江苏科技出版社1993的12月出版的由萧梦龙主编的《江南胜迹》书中，所列南京市区198处和江宁县32处“古胜迹”，均无“杏花村”之名。该书却将贵池“杏花村”和“杏花村古井”列入江南名胜古迹内，并加有文学说明。1995年3月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潘百齐、赵龙祥编著的《唐诗精华365首》书中，在杜牧《清明》诗后注曰：杏花村“即安徽省贵池县西部，以产酒著名”；并称绝不是其他什么地方的杏花村。

三

     《金陵掌故》书中的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文中提到“湖北麻城有人提出，麻城宋埠歧亭镇北门外有杏花村遗址”，有人坚持说杜牧《清明》诗指的就是麻城歧亭之杏花村。经湖北省黄冈市委办公室帮助，送我一份《杜牧与歧亭杏花村》的署名文章。办公室同志信中称，这是作者“过去考证文章”。
    《杜牧与歧亭杏花村》文中首先肯定：麻城歧亭“齐梁间为赤亭县”，唐武德八年（625）并入麻城。现为麻城市西南重镇，“历为水陆交通之要冲，经济繁华之商埠”。“北郊至今仍酒肆林立，杏花繁荫。”歧亭杏花村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，此处“葬有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为之作《方山子传》的好友陈季常墓，杏花古刹中悬挂着清乾隆皇帝钦赐金匾”，清张之洞曾为宋贤祠题有匾额。其二，“杜牧离京外放”有“政治上受排挤的因素”。唐会昌二年（842）春天，时任比部员外郎的杜牧改任黄州刺史，他是带着“悲愤而凄凉的心境”，“自长安经洛阳至汴（河南开封）”，再“越豫南经麻城之阴山关”，“经过两千多华里的跋涉于清明时节抵达歧亭杏花村。正逢连绵春雨，触景生情，写下这首著名的《清明》诗”。杜牧《题齐安城楼》诗也可以为证。其三，从清明时节的气候、物候对比后指出，“山西杏花村断不是杜牧所指之杏花村”。从杜牧在池、黄二州的心情心境对比后指出，“赴黄州途中才是杜牧‘欲断魂’的伤心之旅”。据作者考证认定：“真正为杜牧诗中牧童遥指之‘杏花村’，乃今麻城市歧亭北郊之杏花村。”
    该文认定“杏花村麻城说”，笔者以为主观推测成份多于文献资料佐证。从古代《黄州府志》和《麻城县志》记载来看，难以认定杜牧《清明》诗所指的是歧亭北郊之杏花村。理由是：
    其一，麻城市歧亭镇北郊确有杏花村，始见于北宋年间。清光绪《麻城县志》卷七“古迹考”记有：“杏花村在歧亭，有杏林杏泉，陈慥隐居处，旁为东坡桥。”陈慥墓葬于杏花村。陈慥，字季常，号方山子。少年时与苏轼交往甚笃。苏轼在《歧亭五首》序中曰：宋“元丰三年（1080）正月，余始谪黄州，至歧亭二十五里山上，有白马青盖来迎者，则余故人陈慥也，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。明年复见之……其后数往见之必作诗……凡余在黄四年，三往见季常，而季常七来见余，盖相从百余日也。”苏赠陈慥诗多首，并撰有《方山子传》。清潘元会在《歧亭修官廨记》中曰：“宋元丰三年，以东坡访故人陈慥于此，留五日赋诗而去得名。”于成龙在陈墓侧建宋贤祠，在《建宋贤祠引》中曰：“由来人以地传者十一二，地以人传者十八九……迨东坡一过杏花村，坐萧然环堵中，依依有故人情。一旦使其地与人并传千古，是黄州之有歧亭，因季常之一寓。而歧亭之有季常，又因苏子一识，故夫之得名，良有以也。”《麻城县志》中有王元士《歧亭山川古迹考》和胡钅宏《歧亭杏花村记》。记中曰：“歧北三里许有杏花村，陈季常隐居处也。季常洛阳人，好宾客，喜声妓，号龙邱居士。少与子瞻(即苏轼)友善，后侨寓歧。”“村多佳致，绕篱植红杏数十株。每杏林花发，落英满地，好乌嘤鸣……虽美弗传。杏花村不过弹丸地……然则非季常赖有杏花村，亦村赖有季常也。”据《麻城县志》上述记载可以认定，歧亭及北郊之杏花村由于陈慥隐居于此、苏陈交往于此地而名传也。
     县志中收有清李廷庸《游杏花村》和徐庭兰《杏花村谒方山子祠》等二首关于歧亭杏花村诗，均未提及杜牧游歧亭杏花村诗。在《苏轼诗集合注》中有《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》，其中第二首云：“我是朱陈旧使君，劝农曾人杏花村。而今风物那堪画，县吏催租夜打门。”(19)此诗是宋熙宁十年（1077）苏轼知徐州时所作。苏在该诗中自注：“朱陈村在徐州萧县东南百里，杏花村与朱陈村相连。”此“杏花村”并非歧亭之“杏花村”。
    其二，杜牧自长安出发，是经“南路”赴任黄州的，没有必要经过麻城歧亭之“杏花村”。《杜牧与歧亭杏花村》文中认为：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，分四条干线：其东路，自长安经洛阳至汴（河南开封）、宋（河南商丘）；其南路自长安至荆（湖北江陵）、襄（湖北襄樊）。该文认定“杜牧则走的是东路”，由长安赴黄州上任的。因为“黄州辖地紧挨河南，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之阴山关过歧亭到黄州当为一条捷径”。杜牧到黄州是“一定要经过麻城歧亭之杏花村”的。并以200年后苏轼由北宋京都开封贬任黄州团练副使，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为证。同时提到杜牧有《题齐安城楼》诗，认为杜牧“在黄州定居后仍准确地记起长安至黄州的‘七十五长亭’，遥遥的2000多华里路，也可以说是杜牧赴任黄州路线的证明”。
    纵观杜牧一生，曾6次自长安、洛阳来往于澧州、洪州、江州、黄州、蕲州、宣州、池州、扬州、湖州、睦州等地，大多取“南路”。杜牧于大和元年（827）赴澧州（今湖南澧县）访兄杜悰，即是“路出荆州松滋县”，来回均走“南路”。开成四年（839）由宣州赴京供职，“先于春携弟岂页     赴浔阳，依从兄江州刺史者慥。二月，自浔阳沂长江、汉水、经南阳、武关、商山而至长安”，一路有诗证明走“南路”。开成五年（840）杜牧在京任比部员外郎，“冬，乞假往浔阳视弟岂页疾，仍取道汉上，曾经襄阳……至浔阳”。会昌元年（841）牧“四月，从兄慥自江州刺史迁蕲州刺史，杜牧与岂页     均随之蕲州”。其年七月，仍取“南路”回长安。蕲州与黄州相邻，杜牧来回浔阳、蕲州均走“南路”；黄州离汉江更近，杜牧自长安赴黄州取“南路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这是因为地处“秦巴走廊”的襄樊，自古就有“南船北马”、“七省通衢”之称，更有便利的汉江水上通道。对于苏轼来说，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阴山关，过歧亭到黄州，“当为一条捷径”。如果杜牧走“东路”，先自长安到开封，再按苏轼所走路线到黄州，按俗话说，则是“走在弓背上”。不仅路程远远超过取“南路”下黄州，且要多费时日，还要多受车马、轿舆行役之苦。而且杜牧也有多次取“南路”来回的经验。理所当然地取“南路”赴任黄州，没有必要经过歧亭杏花村。杜牧在《池州送孟迟先辈》长诗中有，“青云马生角，黄州使持节。秦岭望樊川，只得回头别。商山四皓祠，心与摴蒲说。大泽蒹葭风，孤城狐兔窟”句，叙述杜牧自长安赴任黄州的途中经历，亦可证明杜牧是取“南路”下黄州的。
    至于该文引用杜牧“故乡七十五长亭”诗句，证明杜牧取“东路”，更是经不起推敲的。黄州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，杜牧时而登齐安城楼，凭栏而望，难免触动他的思乡之情。《题齐安城楼》诗则是抒发他“慊慊思归恋故乡”之情。(20)据宋胡仔所撰《渔隐从话后集》卷十五中“杜牧之”条云：“复斋漫录云牧之齐安城楼诗，‘鸣咽江楼角一声，微阳潋潋落寒汀。不用凭栏苦回首，故乡七十五长亭’。盖用李太白淮阴书怀诗，‘沙墩至梁苑，二十五长亭。’苕溪渔隐曰：鲁直竹枝词，‘鬼门关外莫言远，五十三驿是皇州’。皆相沿袭也。”(21)
    其三，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由卢希哲纂修的刻本《黄州府志》中记有，唐杜牧任“黄州刺史，有才名，多奇节，吏民怀服之。有诗，见艺文”。卷六“艺文”中收有杜牧诗11首，查无游歧亭杏花村的诗篇，也未见《清明》诗。在清光绪二年（1876）由郑修华修、潘颐福纂的《麻城县志》（26册）中，未见杜牧游歧亭杏花村的记载；在卷四十八的“五律”、“五排”、“集唐”、“诗余”、“赋”和“五古”、“七古”、“七绝”、“七律”等诸多诗篇中，均无杜牧《清明》诗。
    《杜牧与歧亭杏花村》文的结尾写道：“麻城人民正挖掘‘杏花村’这一重要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”。这也说明作者将进一步查找和挖掘“杏花村麻城说”的历史依据。

四

    山西的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、南京的《杜牧诗吟杏花村》和湖北的《杜牧与歧亭杏花村》等书、文中，均否定“杏花村贵池说”，其实，杜牧《清明》诗吟的乃是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城西之杏花村。
    其一，古代《江南通志》、《池州府志》和《贵池县志》上均有详尽记载，《杏花村志》作为全国惟一村志被收入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系列。据志载，唐代池州又名池阳郡，辖秋浦、青阳、至德、石台等四县。贵池古为秋浦、池州府治的所在地。贵池是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素有“千载诗人地”之称。晋陶渊明曾泛舟池州，栽菊东篱；南朝梁太子萧统驻秀山、建钓台，编成《昭明文选》；李白曾“三上九华，五游秋浦”，使“九华山”始名，秋浦生辉。唐会昌四年（844）九月，杜牧由黄州刺史移任池州刺史，在池州度过了3个年头两个春天，政绩颇丰。他以文会友，游山览景，自作诗文亦多，尤其是《清明》诗，堪称千古绝唱。
    谈池州、贵池的历史、文化，不能不提及杜牧春游城西杏花村。据地理专著《广舆记》载：“池州古迹曰‘杏花村’，在府城秀山门外。杜牧诗‘遥指杏花村’即此。”杜牧《清明》诗所指杏花村，就笔者所阅读的清《江南通志》（1829）、明嘉靖二十四年（1545）、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两部《池州府志》和清道光年间、光绪年间两部《贵池县志》，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刻本《杏花村志》、民国四年（1915）《杏花村续志》都从不同角度认定：杜牧《清明》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。其中清道光八年（1828）修、二十六年（1846）刻本《贵池县志》，归纳各种志书作了综合表述：“杏花村，府志：在秀山门外里许，有古井、阑刻‘黄公清泉’四字。明天启间，顾太守元镜作‘杏花亭’于此地。邑人郎遂有《杏花村志》。《江南通志》：因唐杜牧诗有‘牧童遥指杏花村’句得名。《南畿志》：有古井石圈刻‘黄公广润玉泉’六字。”该志载有清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池州同知《周疆筑杏花亭碑记》、《又募杏花村种杏树檄》和蒋韶《杏花村记》。上述三文分别写道：“自有杜牧之清明诗，后村遂以杏花名，且筑亭于中，为游人止息地”；“照得杏花村，自杜公留句而后遂成千古名区，闻其风者多深卧游之”；“杏花村者乃唐杜司勋刺池时，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而因以名焉”。在上述三文后，刻有《唐杜牧清明》和《宋曹天祐杏花村》诗二首（均见该志卷八“舆地志”、“古迹”第20-23页）。
    清《江南通志》卷三十四记有：“国朝郞遂有杏花村志。”郎遂（1654-约1739年），贵池杏花村人。康熙时由诸生入太学，一生布衣，不求仕进。博学多才，擅长诗文。自康熙甲寅十三年（1674），年方二十岁的郎遂即起稿撰修《杏花村志》。他“苦心搜辑，不遗余力，凡夫、搢绅、韦布，无不咨询；巷议街谈，无不茹纳。朝考夕思，以成此志”。（卷首·序一）历经11年的艰辛，遂于康熙乙丑二十四年(1685)仲夏授梓成书。“为卷十二，分村中、村南、村北、村东、村西，人物、闺淑、仙释，题咏、词赋、宸汉、文章，户牒、族系，传奇、杂记，共为子目十有六，可谓富矣。”(村志·跋)除正文外，绘有总图（杏花村景图）、分图（即十二景图）和《杜牧行春图》共14幅。郎遂自撰《杏花村图序》，作了更明确的表述：“池州杏花村在郡治之西，立名不知昉于何代。自唐刺史杜牧行春后，名始著。清明一绝，凡樵夫牧竖无不取而歌咏之。或曰，村以杜牧之诗传，实杜牧之诗以村传也。相传盛时，老杏千万株，连村十里，炫烂迷观，诚胜景也。至今巩井、大塘诸地皆以杏花名村，其村境不只限于今之一区一隅也。”（卷之一十页）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阅读多卷本中国古代各地名村志集成，全国那么多“杏花村”只收贵池《杏花村志》入集。而在全国那么多名村志（如“周庄”）中，也只有贵池《杏花村志》，作为惟一的村级志被收进清乾隆年间《钦定四库全书》总目卷七十七、史部三十三、地理类存目六。此《杏花村志》经总纂官、大学士纪昀（1724-1805年）等人审定，并撰《提要》以示肯定：“杏花村志十二卷。浙江巡抚采进本。国朝郎遂撰。遂字赵客，号西樵子，池州人。按杜牧之池阳守，清明日出游，诗有‘借向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’句，盖从言风景之词，犹之杨柳芦荻洲耳，必指一村以实之，则活句反为滞相矣。然流俗相沿，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。故遂居是村，即以古今名胜、建置，及人物、艺文集为是编，亦志乘之结习也。”
    其二，“诗因景而灵秀，景因诗而名重。”唐宋之后，自明至清，历代留有杏花村的遗迹甚多。州县官吏相继在此筑亭、建坊、葺祠，比较著名的有“杏花亭”、“杏花村坊”、“牧童遥指处”、“黄公酒
垆”、“杜公祠”等。在“演武场”前，明嘉靖中郡丞张帮教立“杏花亭”，亭内立有杜牧《清明》诗碑记。撰联曰：“千村紫雾香，纷纷花雨谢太守；万树霞明斗，濛濛烟景浴牧童。”(22)因遭兵乱，明崇祯初郡守顾元镜重修“杏花亭”，顾书亭联：“马嘶芳草地，人醉杏花天”，亭额为“有花有酒”。迹以名重，地以人传。贵池杏花村，自杜牧行春作《清明》后，历代文人墨客、仕宦贤人纷至沓来，访古探幽、饮酒赋诗。自杜牧后，晚唐杜荀鹤、罗隐，南唐伍乔，宋梅尧臣、黄庭坚、朱熹、曹天祐、明佘翘、顾元镜、吴应箕和清吴襄、袁枚等名家，在杏花村各景点留下许多珍贵的诗文。《杏花村志》卷之五至八中，就收有自杜牧之后至康熙年间的数百人诗作。在2002年出版的《千古杏花村》书中，除分别介绍杏花村十二景和辑录关于杏花村的古文献资料、记游文章外，收入历代（至清末明国初年）的文人墨客诸多咏吟杏花村的诗词歌赋。笔者粗略地作一统计，计收有317位古代文人所作的诗词歌赋共798首（篇），其中标题点明“杏花村”的就有234首（篇）。贵池杏花村可谓“天下第一诗村”。
    其三，沧桑有变，杏花村名沿袭至今，村里一些古迹仍冠以“杜”字。今日贵池杏花村虽非前比，但“杏花村”名一直沿用至今。曾先后叫过“杏花村”、“杏花乡”、“杏花大队”、“杏花公社”和“杏花村居委会”等，村内还有以“杏花村”命名的中学、酒厂。杏花村范围内的一些古迹和地名，至今仍冠以“杜”字，如“杜公祠”、“杜湖”、“杜坞桥”等。《村志》记有：“杜坞在城西四里。”《名胜志》曰：“贵池杜坞以刺史杜牧赏游，故名。或曰，杜牧遗腹子荀鹤别业在焉。”在杜荀鹤《和友人见题山居水阁八韵》诗后，《村志》题注：“顺治间杜坞掘地者赏得古甑，上有唐朝年号。此山居水阁，即杜坞别业，何疑。”另据贵池《茅坦杜氏宗谱》记曰：“其东南（指“杏花村”）有杜公祠，系牧之先生后裔绍先公之孙容辉、容清二人所立也。”谱中有《杏花村屋庐、树木基址记》和《杜公祠记》。祠记曰：“茅坦杜氏司勋子荀鹤之裔也”；“自唐迄今，数百年而杜氏世其诗书，代有仕宦”；“今茅坦杜氏既为池人，又属司勋之后，始足为杏花村庆也”。(23)可见，杜牧与贵池杏花村瓜葛久深，已结下不解不缘。
    其四，贵池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。贵池地处沿江江南，依山傍水，沿江为冲积平原，地势平坦，海拔小于50米。北纬30°51′，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。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记曰：贵池“春夏亦多雨”。新编《池州地区志》的“气候”载：全区春季始于3月15日，大约70天。此期间南北冷暖气流交锋频繁，常常出现低温连阴雨天气。春温多变，雨水较多。年平均降水日数为139.9天，年平均降水1499.5毫米，其中4月平均降水175.63毫米（最高年份4月降水366毫米）。平均气温15.7℃。适合于树木、花草和农作物生长。2001年4月5日是“清明”，笔者于4月1日由铜陵驱车贵池探古寻幽。4月2日上午，在濛濛细雨中游了杏花村，观赏“黄公酒垆”的古井，领略《清明》诗的意境。2002年清明前后，笔者对安徽省电视台播放的4月1日至9日的池州天气逐日作了登记。在连续9天里，只有4月2日和8日是“多云”，其他7天全是雨天，“清明”（4月5日）那天是“雷阵雨转中雨”。9天的日平均气温是18.63℃。我的两次亲身实践证实，杜牧《清明》和《寓言》诗中所写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、“杏花时节在江南”，正是贵池地区清明时节气候、物候的真实写照。
    历史典籍、古代方志和众多名人诗作均已证实，杜牧《清明》诗吟的就是贵池杏花村。作为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的文化古迹，杏花村在1978年已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风景名胜区，贵池已于1996年被列为省级文化名城。

郭沫若指出：“凡是名人胜迹，后人往往多所附会。”(24)各地关于“杏花村”地望之争，也是见怪不怪之事。应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通过讨论的方法予以澄清。达成共识更好，求同存异亦可。笔者对照文献、史志，一一作了辨析，认为无论从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自然气候等方面来看，“杏花村汾阳说”是不能成立的。而南京、麻城、贵池等三地均有“杏花村”；地处长江南北，纬度相近，均是春夏多雨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；而杜牧先后在黄州和池州任过刺史，也涉足过南京。应当说，这三地的“杏花村”地望之争均事出有因。但麻城杏花村起于宋代元丰年间，南京杏花村兴于明代成化年间，而贵池杏花村则是晚唐会昌年间杜牧刺池时春游的杏花村，作《清明》诗，遂成千古名村。郁达夫在《咏西子湖》诗中云：“江山也要文人捧，柳堤而今尚姓苏。”既然郎遂所撰《杏花村志》作为全国惟一村级志收入《软定四库全书》系列，说明早在清代已得到朝廷认可。杜牧《清明》诗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接受，又得到那么多古代文人的诗祠应和，应该说，杜牧《清明》诗所吟，当属安徽省池州市贵池西郊之杏花村。

(1) 《西方哲学原读》上卷第118页。
(2) 《中国地方志》2000年第2期。
(3)刘集贤、文景明合著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33页。
(4) 《中国地方志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1版第47页。
(5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4页。
(6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3页。
(7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14页。
(8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34页。
(9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21～22页。
(10) 《中国地图册》山西省图文字说明，地图出版社1966年第1版。
(11)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（中国地理卷）第93页。
(12)丁育民、张本健编著《千古杏花村》黄山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53页。
(13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33页。
(14) 《杏花村里酒如泉》第29～30页。
(15) 缪钺选注《杜牧诗选》《序言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。
(16)陈济民主编主撰《金陵掌故》南京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11页。
(17)清冯集梧《樊川诗集注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33页。
(18)《千古杏花村》第176页。
(19)清冯应榴辑注《苏轼诗集合注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996页。
(20)清冯集梧《樊川诗集注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1版第212页。
(21)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475～1480页。
(22) 《江淮热土的民俗与旅游》旅游教育出版社。
(23) 《千古杏花村》第302～303页。
(24)重订《崖州志》第520页。

此文载于《中国地方志》2003年第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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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责编：乐平